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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岛核爆亲历者:不安、赎罪与无愧交织的余生

发布时间:2019-11-29 19:00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广岛毁灭的三天零三个小时后,1945年8月9日,星期四,中午过后整两分钟,查克·斯威尼少校率领的“博克之车”号(Bockscar)机组向长崎投下了“胖子”。47秒后,在长崎北郊的浦上工业谷上空爆炸。爆炸当量为2.2万吨TNT,几乎是“小男孩”威力的1.5倍。它的最初目标是距长崎东北100英里的小仓,但小仓当时被厚厚的云层掩盖,无法投弹。天气拯救了小仓,决定了长崎的命运。经由奇怪的机缘巧合,战争兜了一个大圈子:“胖子”的爆心几乎在三菱兵工厂的正上方,偷袭珍珠港用的鱼雷就是在这里生产的。摧毁了兵工厂,并且夺去了大约7万人的性命。和广岛的情况一样,实际上没有空袭预警。爆炸7分钟后,空袭警报才开始响起。

  在东京一座地下掩体里,最高战争指导会议(“六巨头”)的一次紧急会议刚刚开始。苏联已在昨晚对日宣战。恰如杜鲁门和丘吉尔担心的那样,斯大林最终履行了对他们的承诺。从凌晨开始,百万苏联大军潮水般越过中苏边界。在那间不通风的狭窄掩体里,会议由首相铃木贯太郎主持。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六名成员围坐在铺着绿色台面呢的桌前,讨论最近的危机。由苏联调停达成一项体面和约的最后一线希望已经破灭了。美军轰炸机正投下数百万份传单,威胁要投下更多的。六人面临的选择明摆着:或者继续战争,或者接受同盟国的条件投降。当他们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,一个助手送来了一条打断会议的消息:第二颗刚刚在长崎爆炸了。

  在海军参谋长的支持下,两名陆军领导人依然决心战斗到底。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说:“整个民族如一朵美丽的鲜花般毁灭,岂不美妙?”首相铃木贯太郎不为所动,他获得了外相东乡茂德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海军大将的支持。辩论越来越激烈。铃木支持接受同盟国的要求,只要允许保留天皇就行了。阿南惟几和两名同伙则想从同盟国那里争取到更多让步。几个小时过去了,双方没争出任何结果。六人分成了两派,势均力敌。快到夜里11点时,首相试图打破僵局,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。在闷热的掩体里,天皇静静聆听了对立双方的意见。凌晨2点,天皇最后站起身,脱下眼镜,擦去镜片上的水汽。“我们必须承受不能承受之重的时刻到了。”他非常平静地说,“我咽下自己的眼泪,批准那项接受同盟国公告的提议。”听众里响起了悲痛的号啕,天皇离开了房间。

  这个决定差点就迟了。同一个星期四的下午,当“六巨头”还在铺着绿色台布呢的桌前争论之际,第509混成大队副队长汤姆·克拉森中校从天宁岛的巨大跑道起飞,开始了飞越太平洋6000英里航行的第一程。他得到的命令是去接收第3颗。格罗夫斯一直在不停地驱赶手下。“只要没有不可预见的困难,”他在8月10日向马歇尔将军报告说,“准备于8月17日或18日后的第一个适合的天气投放。”现在的优先目标将是东京。但随着日本要投降的最初信号被传达给美国,杜鲁门决定推迟进一步的轰炸。按他的商务部长亨利·华莱士(Henry Wallace)的说法,总统的良心开始不安:“他说再消灭10万人的想法太可怕了。按他的说法,他不喜欢杀死‘所有那些孩子’的主意。”

  杜鲁门也不需要那样做了。8月14日,星期二,上午10:06,瑞士驻华盛顿外交代办带着日本投降书的最终文本来到国务院。此时距裕仁天皇在掩体里做出决定已经过去了5天。双方胶着的一点是天皇的确切地位。最终,正如亨利·史汀生在投下第一颗前向总统力争的那样,同盟国允许裕仁保留皇位。

  在华盛顿,数十万人聚集在夏日的夕阳下庆祝胜利。拉法耶特广场(Lafayette Square)上排成了一支庞大的康茄舞队伍。欢呼的人群涌到白宫栏杆前。这场庆祝的盛会很快达到了高潮。到第二天,成百上千万人在自由世界的各地开始了庆祝。广岛天崩地裂九天之后,战争终于结束了。然而对许多幸存者来说,苦难才刚刚开始。

  被老师救出后,中前妙子昏迷了几天几夜。苏醒时,她双眼绑着绷带,什么也看不见。她后来得知自己被送到了川中岛(Kawanajima)。濑户内海的这座美丽小岛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救援中心。成千上万的伤者被送到这里。大部分没有生存希望的重伤员都在妙子那一屋。

  中前妙子忍着剧痛躺了5天。8月11日,父亲找到了她。他找遍了全市,几乎已经放弃了希望。当父亲经过她所在的屋子时,中前妙子听到他的声音,开始大声叫他。父亲跑到她的身边,抑制不住发现她还活着的激动。她12岁的妹妹惠美子已经死了4天了,父亲当时没把这个消息告诉妙子。

  父亲也找到了惠美子。爆炸时,她正在距爆心700米的土桥拆房子。她的同学大部分当场就死了,生者被送到己斐的一所小学。惠美子虽然伤势严重,但还活着。8月7日,轰炸后的第二天,父亲来到这个学校。他没认出自己的女儿。她的脸乌黑肿胀,所有人看上去都一个样。但惠美子认出了他,她喊道,“爸爸,我在这里。”惠美子叫他带她回家。他匆匆出去为她找衣服,但当他回来时,她已经死了。余生里,他一直责怪自己没有陪在女儿身边。他不能想象自己让她一个人孤独地死去。

  战后,妙子结了婚,有一个儿子。她用一只假眼代替失去的那只,仍住在广岛。几年前,她成为一名“亲历的讲述者”(taiken shogensha)——那些记录遭受轰炸经历的和平见证人。也许因为父亲将痛苦隐藏得太久,中前妙子选择了讲述自己经历的痛苦。

  8月12日,轰炸后第6天,和田功回到了训练营。到那时,他已经在市内各地火化了数百具尸体。这些天他没有洗澡换衣,几乎没怎么睡觉。战争刚结束他就得了痢疾。他开始掉头发。他在充满放射性物质的市中心呆的时间太长了。他在生死边缘挣扎了好几个星期,和他一起火化尸体的许多士兵都死了。和田功活了下来。

  战后,他结了婚,成为一名理发师。他和妻子依然生活在广岛。他的家离广岛电铁公司总部只有几米。落下后的第一夜,他抬的受伤和垂死的人就被送到那里。

  肥田舜太郎医生在户坂的医院待了两个月,直到10月末。药品供应很快涌来,但经常为时已晚。他的许多病人死于放射性疾病。肥田自己活了下来。战后的几个月里,他帮助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派到广岛的调查队评估的影响。他今年88岁,已经从医生任上退休,但依然积极为两颗爆炸的受害者奔走呼吁。

  田中利明一直将妻女的遗骨放在床顶的架子上。不久后,他得知父亲也死了。爆炸时,他刚刚出门去买食物。8月14日,日本投降的前一天,他妈妈也死于放射性疾病。一周之内,田中利明失去了全部亲人。那天中午一起吃炸蛋卷的所有人中,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。

  田中利明在9月退伍了。和数万广岛人一样,他在帐篷里住了好几个月。在那里,田中利明遇到了他后来的第二任妻子光惠(Mitsue),她也是核爆的幸存者。两人在1946年结婚,有一儿一女和六个孙子和孙女。光惠在1997年去世,田中利明依然健在。88岁的他一个人生活。他像父亲和祖父一样在广岛独自经营一家小型酒类商店。他第一任妻子和女儿的遗骨安放在家族墓地的一个骨灰瓮里。

  松重美人和妻子纯江活到了战后。他继续为《中国新闻》工作了许多年,他还到世界各地讲述亲眼目睹的事件,其中不止一次在联合国演讲。随后的几十年里,他把拍摄广岛的重生作为自己的使命,拍摄了一座从旧城市废墟上崛起的新城市。战前广岛的建筑很少留存下来,在留存下来的建筑中,其中一个就是松重自己的理发店。它还在那里,和60年前一模一样,少掉的唯一一件物品似乎就是那面镜子。“小男孩”爆炸时,纯江正打算从墙上取下它。

  松重美人1945年8月6日在广岛拍摄的5张照片成了那一天的永恒形象。2005年1月17日,他在广岛去世,享年92岁。他最后一次讲述他的故事时,听众就是本书作者。

  坪井直从昏迷中醒来已是40天后。和中前妙子一样,他也被送到一个设在岛上的救治中心。他到的是似岛。再次回到广岛后,他才知道玲子没活下来。10年后,他结了婚,有了3个孩子。他现在80岁,一个人鳏居在广岛。他脸上还留着爆炸的烧伤疤痕。他至今都不知道玲子是如何死的。

  不是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日本人。1945年8月间,约有5.3万朝鲜人生活在广岛,其中一些是强迫劳工。最新研究表明,他们中至少有2.5万人丧生,几乎占到总伤亡人数的六分之一。其他国家的人数虽然少得多,但也有波及,这些人中包括一些战前从美国归来的日裔美国人。

  选择广岛作为轰炸目标的人不知道的是,落下的那个早晨,有23名美国战俘被关押在广岛。他们中至少有10人丧生,一些当场死于爆炸,还有些似乎是后来被愤怒的幸存者杀掉的。8月7日,来自中地的29岁农民升正一(Shoichi Noboru)进城后看到两名美国战俘。一人被绑在城堡里的树上,奄奄一息。另一人用电线绑在桥柱上,已经死了,他身上血肉模糊,没一块完整的皮肤,脚下散落着石头和瓦片,显然是被人砸死的。残酷的命运让他死在汤姆·费雷比选作轰炸瞄准点的同一座桥上:那座在3万英尺高空能够清楚看出T字形状的相生桥。

  “我想你应该看了今天的报纸。”利奥·西拉德在广岛被毁这天给一个密友的信上写道,“对日本使用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错误。我费尽心机要阻止它,但正如今天报纸报道的那样,没有成功。”他当时还不知道,杜鲁门从未看到过他和69名科学家同行签署的请愿书。长崎被轰炸之后,西拉德完全违逆主流意见,立即组织了一次为广岛和长崎幸存者募捐的活动。他还要求芝加哥大学的牧师为遇难者特别祈祷。12年前,西拉德在伦敦街头一个十字路口想到了这个想法,这种武器的威力让他感到恐惧。在绝望中,他重新起草了一份给总统的请愿书,说这两次轰炸 “公然违背了我们自己的道德准则”,请求停止使用。当战争结束时,请愿书还没有发出。就算发出了,它也不大可能发挥任何作用。

  杜鲁门于1972年12月去世。他从未对投放的决定表示后悔。他曾声称,它“不是一个需要你担心的决定”。爆炸之后,他很快就收到了美洲基督教联会(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)一封反对继续使用这种武器的电报。他的答复意味深长,他写道:“对于的使用,没有人比我更不安,但令我不安之至的是日本人对珍珠港的无耻偷袭,是他们对战俘的蓄意残杀。他们能理解的唯一语言似乎是我们正在对他们进行的轰炸。当你不得不对付一头野兽时,你得把它当成野兽。”这个看法反映了美国及其盟友在当时的主流情绪。杜鲁门从未改变他的态度。1958年,他写了一封信给广岛市议会,确认如果遇到相同形势,他还会命令投下。“我们会用航空邮件把它发到广岛,”据说他这样告诉秘书,“确保贴足邮票!”

  和杜鲁门不同,对于自己帮助创造的武器,亨利·史汀生的态度一直很矛盾。他在战后写道,使用是“我们最没有争议的决定”。和史汀生的上司杜鲁门相比,它的争议也许更多地压在了这个脆弱、敏感、犹豫不决的陆军部长身上。广岛毁灭两天后,长崎毁灭的前一天,史汀生心脏病发作。虽然恢复,但他身处政府中心的日子行将结束。一个月后,他在78岁生日这天离职。作为陆军部长,史汀生的最后举动之一是写了一份备忘录,敦促总统对核武器进行国际控制。他意识到了与苏联军备竞赛的危险。史汀生认为,如果不加控制,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将会摧毁全人类。他对一个爱好和平的国际社会的设想也许过于天真,但即便如此,他的天真里也许有某种胆识,体现了当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可怕的新世界时,这个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老人最后的渴望。他的提议没有被采纳。在新的冷战背景下,这个怪物太珍贵了,没有人愿意放弃它。

  格罗夫斯将军不出意外地一直公开支持。“对它的使用,我没有道歉,无需理由,”他在日本投降两周后的一次讲话中说,“我们没有发动战争。”这是他最辉煌的时刻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,他的星光开始黯淡。一路走来,他树敌太多,现在他们开始反击了。1948年,他心灰意冷地离开陆军,作为研究主任加入雷明顿-兰德公司(Remington-Rand Corporation)。新工作薪水丰厚,但它不是“曼哈顿计划”。虽然影响范围日益变窄,但格罗夫斯勇往直前实现目标的能力从未消失。为了给陆军将士遗孀盖养老院,晚年的格罗夫斯奔走呼吁,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活动家。他与自己的体重搏斗了一生,直到最后。虽然偶尔节节食,但他从没瘦下来过,对巧克力的嗜好也从未消退。在妻子的陪伴下,格罗夫斯于1970年去世。作为全世界最大武器项目的负责人,这个骄傲、强势、可怕、难以相处但永远不同寻常的人的成就无疑改变了世界——虽然好坏另当别论。

  他的搭档奥本海默也失去了在战争末期赢得的尊重。1945年,他登上了《时代》周刊(Time)的封面。他的平顶卷边圆帽举世闻名。但和格罗夫斯一样,他的辉煌也是昙花一现。他也有许多敌人,而且他对的怀疑也开始啃噬他。他在“三位一体”测试最初几秒体会到的恐惧从未消失。1945年10月,他辞去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一职。随后的几年里,他坚决反对研发氢弹。这种武器在1952年进行了首次测试,威力比“小男孩”或“胖子”还要大上千倍。“这玩意,”奥本海默说,“是一场底比斯的瘟疫。”奥本海默的反对毁了他。在麦卡锡时代,他成为了一场政治迫害的牺牲品。他在战前与的联系被公开。1954年,他的国家保密许可证被撤销。这个制造了的人现在实际上被视为可能的间谍。奥本海默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。随后的数年里,他变得越来越消瘦憔悴。一天抽5包烟的习惯最终要了他的命。1967年2月,奥本海默在绝望中死于喉癌。在那些日子里,对他创造出的,奥本海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的怀疑。他最有先见之明的警告也许出自他离开洛斯阿拉莫斯那天的讲话。“如果加入这个好战世界的武器库,”他说,“那么终有一天,人类将诅咒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这两个名字。”

  两颗无疑缩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。如果不是它们,日本人还要坚持多久将成为一个永远争不完的话题。战斗必然会夺去其他人的生命,只不过与两座日本城市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孰多孰少,这个问题永远也无法回答。更可以肯定的是,在决定使用的背后,来自苏联的可能威胁是一个重要考量。这些理由已经被说滥了,但美国国家档案馆(National Archives)的一份文件极好地揭示了当时的情绪。1945年9月15日,格罗夫斯起草了一份备忘录,随后发给陆航战略航空兵参谋长劳里斯·诺斯塔德准将。附在备忘录里的是一篇3页的绝密报告,名为《对摧毁苏联战略区域所需的估计》(Estimated Bomb Requirements for Destruction of Russian Strategic Areas)。文件包含3栏。第一栏是66座苏联大城市的名单,从莫斯科开始,到乌赫塔(Ukhta)结束。第二栏列出了每座城市的面积。第三栏详细写明了摧毁它们需要的数目。莫斯科需要6颗,摧毁名单上的全部城市一共需要204颗。

  战争结束三周后,保罗·蒂贝茨、“荷兰人”范·柯克和汤姆·费雷比坐一架C-54运输机来到长崎。他们本来要在广岛降落,但那里的机场跑道受损太严重了。他们是陪着日本和美国观察员来的,美国占领军尚未入城,所以长崎没人知道他们是谁。

  他们最初的反应是惊叹于一颗炸弹竟然能够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损失。和观察员们留下的其他印象相比,这种惊叹是压倒性的。“它会把你吓得魂飞魄散。”范·柯克60年后说。他们没看到死于的7万人中的任何一个。一具尸体也看不到。他们住在一家竹子搭的旅馆里(蒂贝茨说它“像个夏令营”),吃的是精美的食物。他们甚至还购买了纪念品。蒂贝茨买了几只手工雕刻的饭碗和碟子,把它们带回了美国。“我们成了典型的美国游客。”他后来告诉一个采访者。

  在执飞广岛或长崎任务的机组人员中,很少有人表达过对所作所为的愧疚。在这方面,一些人的态度比其他人更直率,其中又以他们的机长为最。“我没有一丝愧疚。”蒂贝茨在广岛任务20年后说,“我奉命行事。如果我今天接到这样一个命令,我还会毫不迟疑地执行,因为我已经在这么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学会了服从。”他的想法从未改变过。现已90岁高龄的蒂贝茨依然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。他认为是正当的,因为它挽救了生命,这个信念从没动摇过。他也因此被有的人看作英雄,被有的人看作恶魔。1976年10月,他引来了一场国际声讨。那是在德克萨斯州的一次航展上,他驾驶一架修复的B-29轰炸机模拟了一次轰炸。地面上的工程师在4万观众面前制造了一场蘑菇云形状的爆炸。广岛市长谴责此举很“荒唐”。日本外相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。蒂贝茨认为这纯属大惊小怪。他觉得对广岛的轰炸不是一件应该道歉的事。“我从没因为指挥了那次轰炸而少睡一夜好觉。”他在那次航展后说。“我现在的灰白头发来自业务压力。”这是他多年来重复过不止一次的意见。

  蒂贝茨是“埃诺拉·盖伊”号依然在世的最后三名机组成员之一。引航员“荷兰人”范·柯克和妻子生活在旧金山。84岁的范·柯克也不后悔他的举动。他说没影响到他的生活。“我不会为此道歉,”他说,“因为我确实相信它挽救了许多生命。”协助迪克·帕森斯给装引爆装置的莫里斯·杰普森秉持类似的信条。但在1960年,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也许可以先向日本人展示一下的威力,“而无须摧毁一座城市”。在最近与本书作者通信时,杰普森写到他对广岛的“巨大悲剧”感到“遗憾”。已经去世的其他成员也曾偶尔提到过他们的遗憾——但不是愧疚。“你不会吹嘘自己一次就消灭了六七万人。”助理机师罗伯特·舒马德承认。写下任务日志的副机长鲍勃·刘易斯认为提前结束了战争。但最初几分钟从舷窗看到的景象似乎萦绕在他心头许多年。“我无法忘怀爆炸中的妇女、儿童和老人。”他说。同机组的一些战友依然心存疑虑,尤其是当刘易斯在1971年将他的日志以3.7万美元出售的时候。

  有一名机组成员曾经明确表达过愧疚——于1995年去世的“埃诺拉·盖伊”号尾炮手鲍勃·卡伦。他曾描述过看到受害者尤其是烧伤儿童的照片和电影时的感受。“那可能是我唯一一次产生过些许愧疚感的时刻。”他说,“我希望自己没看到过那些影像。”战后,鲍勃·卡伦成为一名航空设计师。除了轰炸广岛时带在炮塔里的那张照片上的女婴外,他还有三个孩子。随着年龄的渐增,核屠杀的幽灵让他越来越担心。“当我想到今天的裂变和聚变核弹时,”他曾说,“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侵犯上帝的领地。”

  今天,在新广岛的市中心,缩景园成为一个美丽的和平绿洲。战后,它经历了不遗余力的恢复重建,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与以前一模一样:木头茶屋和湖,曲径、假山和小岛、乌龟和鲜花。空气中再次飘荡着新鲜的松树气息和阵阵蝉鸣。60年前,坪井直在星光下握着玲子的手,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夜晚,今天,站在玄武石拱桥上,有那么一刻,你也许会相信什么都没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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